去年比这稍晚的时候，大概是六月底，因冯友兰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因缘，我首次参访了友兰故里。
冯友兰先生是闻名世界的近代哲学史家，著有著《新理学》、《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四十年的回顾》、《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中国现代哲学史》等数十种。除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简史》在前几年读过意外，贞元六书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都是近来才开始研读，其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着实让人惊叹。
我对佛学的接触早于对系统的中国哲学史的接触，佛学的空灵、清新、解脱、自在、机辩、灵活，让红尘中的年轻人获得了出世般的逍遥快乐，尤其是禅宗的讥讽棒喝，不离文字又不落文字，身在世俗又无系缚，不管是坐禅还是念佛，都能让不同根机之人，有恍然明白之喜悦。后来读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上千页的书，读起来竟然没有晦涩之感，层层推理，步步解说，综合百家，独成一体，有思想，有见解，我开始对中国哲学史有了系统的了解，去年的六月份参加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河南省哲学社科骨干培训班，在省委党校培训的二十多天里，因为地利之便，先后多次前往省社科院拜访高老师，他还带我拜访了崔老师，崔老师赠我其专著《儒学的现代命运》，又让我在儒学这个看似如何入世的学问中，找到了出世的入口，比如其对自由，对幸福的见解，对过去的反思，对未来的创造。有智慧的国人，其实一直在寻求一种相对自由的和平创新之路。一百年前，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土文化，拒斥外来思想。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考察，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由于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在美考察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学者泰戈尔，共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为关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作和思想。冯先生在抗战的颠沛流离中写下了贞元六书，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而成。他始终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在一直支撑着他，他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础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困厄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复兴之时！正是凭此坚定信念，冯氏更加勤奋地钻研学问，埋首著述，潜心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从1939年起，他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1940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冯先生将这些著作总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或“贞元六书”，表示其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的坚定信念。关于冯友兰著此六书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确的表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水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这充分展现了冯氏的宏大抱负和深切愿望。自1980年开始，冯友兰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志，手握如椽巨笔，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明确申明只写“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从而真正把自己80年来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却了一大心愿。这是一代大师的国家情怀，更是民族精神的刚健延续。
生而有死是必然的，正如有些人调侃的说，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冯先生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事迁变，人世沧桑之后，终于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1990年11月26日，在95岁华诞的前夕，这位现代中国的一代大哲安然地离开了这个纷攘多变的世界。
我不是一个专业的哲学学者，虽然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的会务组把我安排在了专家学者的队伍中，我清醒的知道自己的此方面的欠缺，在分组讨论中，我说自己是“方外”人士，不懂哲学，也不懂中国哲学，是抱着求学问道的态度而来，他们认为我这是谦虚之词，他们不知道的是，我是一个半路闯入的哲学爱好者，本科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硕士攻读的法学硕士学位，哪懂什么哲学？在为此次研讨会准备论文的过程中，遵照高老师的建议，我试图找到冯友兰的佛学观的某些思想的节点，以小切口，写一篇文章，题目定为：禅宗对新儒家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时代价值，一看题目便知，这不是专业的哲学学者的选题，即便如此，我也只是罗列了冯先生的观点，没有就禅宗和新儒家的关系有详实的论述，这是缺乏哲学功底之故。但是在其它学者的启发下，我有了问题意识，只有提出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有可能把冯学的研究推进一步，不要局限于表面的理解，要看到本质，比如说，不要过分的在表面上追求冯先生所提出的天地境界，而要做好一个公民，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法律都不遵守，连最基本的伦理都不践行，拥有天地境界，又有何用呢？作为年轻的学者，不要只做个过客，到处参访，到处开会，而忽略实质性的研究工作，要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同时，做好实地调查研究和数据的汇总，思想灵感的点滴积累，一定要做点实际的工作，让研究者的研究有扎实的基础。
上周接待印度留学归来的体恒法师时，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访问学者和来自北京大学的博士法幢法师，他们也就此类的问题给予我很多启示。6.2上午带他们参观龙门石窟，回来的路上，法幢法师问我，龙门石窟的药师洞的开凿和药师佛的信仰有必然的联系吗？在药师洞的里面刻有大量的药方，是否体现北魏时代药师佛信仰在中原的流行？还有白马寺作为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座官办寺院，影响很大，而龙门石窟和白马寺同处洛阳城，当时有相互的影响和对话吗？我坦诚的说，不知道，并且，也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从我求学洛阳，如今有九年的时间了，常住在洛阳有四年的时间，这两个地方我都无数次的去过，但却从来没有思考过两者的交叉影响，这不能不说是视域的问题，也缺乏对历史事件的相互关联的了解和关注，法师到北京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我推荐提出问题和推理论证的相关书籍，日前正在研读，希望自己在一系列的学术训练之后，能有所突破，至少论文的写作质量能上升一个台阶。很多人对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表达过担忧，认为我国巨大的科研产量背后是日益盛行的学术功利主义。北京大学汪丁丁曾花一年半的时间搜集《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文章，发现其中最常见的两类：一类是用数理方式表达对西方而言有意的文章，此类文章具有学术合法性，但缺乏中国意义；另一类是乡土文章，能够表达出对中国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感受，但是缺乏学术合法性。如何在遵循学术合法性的前提下，表达出具有中国意义的科学研究论文，是中国社会科学家面临的困境。好在我在尚年轻的时候，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避免了弯路上浪费时间的可能，学术繁荣和科研创新是国家所需，也是时代赋予青年的使命和责任，坚守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坚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伦理，养成一个良好的研究习惯，极为重要。
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今剧变的现实和浮躁的现实面前，坚守很难，尤其是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庆幸的是，我一直努力走在坚守的路上。我坚守对真善美的追求，也坚守对纯粹和高尚的追求，虽然历经艰难险阻，我知道“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浮华都退却之后，拥有丰富的心灵和平静的生活，在每个朝阳下快乐的行走，在每个晚霞里会心的安享，在满是星空的夜晚，坐在阳台上，能清晰的知道自己所有的时间没有白过。沐微风，听鸟鸣，闻花香，看翠竹，在前天那个下雨的夜晚，还可以坐在阳台上，一边洗脚，一边吃瓜子，一边听雨滴，生活如此美妙，这就是坚守的价值。如果再过二十年，在学术上，我能如此坚守，也必然能换来干净而丰硕的果实。
做别人不做，或者别人做不了的，不需要费尽心机的斗争和算计，只需要简单的坚守，有时候，简单也是一种境界，坚守也是一种力量。倘若如此，便可达到冯先生的天地境界了。
基础教学部 张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