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前沿技术的迭代不仅重塑着思想文化的传播格局，更为教育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从长远来看，教育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深刻认识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发展的内在要义、基本遵循，明确其发展实践方向，对于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进一步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思想史，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始终是教育哲学的核心议题。在西方古典教育中，探寻自然法则与完善人类德性本为一体。1859年，赫伯特·斯宾塞在《教育论》中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认为在学校课程中，科学知识应该占据重要的地位，将“科学”置于教育的核心位置。一个世纪后，英国科学家C.P.斯诺在《两种文化》中发出忧思，认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难以融合会导致一系列困境和难题，且这种文化分裂并非孤立现象。从斯宾塞之问到斯诺忧思，折射出近代西方教育在推崇工具理性的同时忽视了对价值理性的追求。
与西方长期存在的科学与人文、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的传统不同，中国传统教育始终秉持“道器相济”的理念。“道”承载人文价值，“器”代表科技实用，二者不是相互排斥的两端，而是体用同源、浑然相融的有机整体。从先秦时期的“六艺之学”，到近代思想家倡导“德先生”与“赛先生”，中国教育始终扎根经世致用的实践土壤，追求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共生共融。但不可回避的是，中国传统教育在某些时期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畸轻畸重的现象。厘清中西教育发展差异化根源，才能更好传承我国“道器相济”的优良传统教育理念，真正推动新时代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回归相融共生、协同育人的本源初心。
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探索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发展的有效育人机制，既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抓手，也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探索。以“文化铸魂”定向，以“科技赋能”驱动，用数字化手段重构教育体系、重塑教育生态，将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不竭动力。
推动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发展的内在要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未来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教育的双重属性，即教育既承载着传授科技知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工具价值，又肩负着涵养人文精神、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使命。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新方向，必须首先探析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内在要义。
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常被一起提及，但二者既有内在一致性又存在一定张力。若将科技教育视为对人类认识与改造物质世界能力的扬弃转化，那么人文教育则蕴含着更高层级的价值整合诉求：它要求教育不仅在工具理性与实用技能维度完成更新，更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构与之相适应的人文精神形态。由此可见，科技教育重在“求真”，它是相对于无知落后而言的，旨在赋予人严谨的理性思维与强大的实践创造能力；人文教育重在“向善”，它是相对于愚昧空洞而言的，旨在培养人深厚的人文底蕴与高度的文明自觉。二者看似不同，实则内在相通、相辅相成。人既是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实践主体，也是追问意义、建构价值的精神主体。脱离人文教育的科技教育，易使人沦为精于技术、迷失价值的工具性存在；脱离科技教育的人文教育，则会陷入空想和空谈，难以将思想认知转化为改造现实的实践力量。
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不是简单的内容叠加或形式拼凑。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曾区分“并列”与“扬弃”，认为并列是外在共存，扬弃则是辩证否定后的内在统一。循此逻辑，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应当是经过否定之否定后形成的更高层次的教育形态。在这一过程中，科技教育克服了纯粹工具理性的膨胀，规避技术异化对人性的遮蔽，让人文温度照亮科技发展的方向；人文教育摆脱了脱离实际的空洞思辨，避免抽象理论与现实脱节，让科技理性赋予人文教育回应时代的实践力量。在这种协同发展中，一种兼具科技创新能力与深厚人文素养的现代教育新范式得以应运而生。
推动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发展的基本遵循
推动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发展不是自发形成的自然过程，更不能以“创新”“效率”“整合”之名行形式主义之实。以“创新”为名，可能导致科技形式稀释人文教育的思想深度；以“效率”为名，可能用量化指标遮蔽人文内在价值；以“整合”为名，可能停留于制度拼接或课程叠加，从而抹去二者的独特品质。问题不在于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本身，而在于以何种立场、何种原则、朝向何种目标去达成协同。因此，有必要厘清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发展的基本遵循。
一方面，在普遍与特殊的张力中，坚守融合的人文向度。科技作为一种普遍性力量，天然具有扩张冲动，算法逻辑、数据语言与平台规则常以“效率”“普适”之名渗透教育领域，营造去情境化的教育图景。这种普遍性的诱惑是真实的——它确实能够打破时空局限，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传播知识。然而脱离特殊性的普遍终将沦为空洞的抽象。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科技教育不能脱离人的特殊性与具体性，必须扎根中国大地与民族文化土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价值引领与精神塑造本质上是人文教育的使命，其真谛在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通过经典浸润、价值传承与人文熏陶，为个体提供独特的意义坐标与精神归属。坚守人文向度，就是要以文化的特殊性驾驭科技的普遍性，让技术运用嵌入民族历史脉络与人的情感归属，避免技术至上消解文化根脉，确保科技教育始终有温度、有灵魂、有方向。
另一方面，在事实与价值的张力中，彰显融合的科技力度。人文底蕴是融合的根基，但将融合等同于“用文化驯化科技”“用意义叙事取代事实认知”，同样偏离了方向。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科技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认识论价值：它以实证方式逼近世界的真实结构，以逻辑推演检验直觉与经验的可靠性，以数据与事实的约束力量，将人的认识从蒙昧、偏见与想象中解放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科技教育不是人文教育的附属或工具，而是支撑民族创新发展不可或缺的认知基础。推动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发展，不是以文化软化科技的“棱角”，而是让科技的解放力量充分舒展，实现“1+1>2”的协同效应：既要以人文价值引领科技航向，避免技术异化，又要以科技思维赋能文化表达，避免玄想空转。唯有平衡事实求真与价值求善，才能既激发创新活力，又确保价值正道，共同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
推动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的发展方向
当前，文化与科技领域已涌现诸多优秀成果。从AlphaGo突破人类智力边界击败人类棋手，到VR技术复刻古都风貌“飞跃”北京城，科技赋能与文化铸魂的融合优势日益凸显，但与此同时仍存在文化传承传播力不足、创新能力有限、科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普及程度参差不齐、融合机制不够健全、育人协同效能未充分释放等问题。新时代推进协同育人，需进一步强化人文对科技的价值引领与科技对人文的创新赋能，推动二者协同发展、同频共振。
坚定文化自信，活化文化资源，构建沉浸式人文教育体系。当前人文教育的困境，既在于优质内容供给不足，还在于传播方式滞后于时代需求，难以契合当代青年的认知特点与情感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人文教育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时代的人文教育创新，要以具象的方式加以实践，从两个维度同步发力。一方面，深耕文化内核，筑牢精神根基，跳出文化符号的表象，深入挖掘中华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引导受教育者穿透节日习俗、历史典故的碎片化认知，体悟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与价值追求，让文化真正融入个体精神世界，塑造高尚品格与人文情怀。另一方面，创新传播载体，拓宽育人路径，要主动拥抱数字时代变革，充分运用5G、人工智能、VR/AR等新兴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人文教育场景。推动人文教育从课堂延伸至日常生活，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互动和深度对话，实现静态资源向动态体验、抽象理论向具象感知的转化，让中华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成为滋养心灵、塑造精神的持久力量。
规范科技伦理，完善培养体系，打造负责任的科技教育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科技教育的发展，必须以伦理规范为底线、以人才培养为核心，实现技术创新与价值引领协同推进。
一方面，嵌入伦理教育，筑牢价值底线。将科技伦理贯穿科技知识传授全过程。结合具体技术应用场景开展针对性教学，将伦理判断能力纳入人才培养核心目标，融入课程设置、考核评价、职业准入等关键环节，引导科技人才在掌握技术本领的同时，树立技术责任意识，自觉反思技术应用的社会影响，做到既释放科技的创新活力，又守住伦理底线与价值准则。另一方面，健全培养机制，促进均衡发展。优化科技教育资源配置，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扩大优质科技教育覆盖面。完善分层分类培养体系，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专业背景学生的认知规律与发展需求，设计差异化教学内容与培养方案，通过搭建产学研融合平台，推动科技教育与产业需求、社会应用紧密衔接，培养兼具科学素养、创新能力与人文情怀的高素质人才，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来源：《时事报告》2026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