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感动中国》，我赶上了看最后四位颁奖，一位是在四川麻风病村坚持12年办学的台湾人张平宜女士，另一位是感动群体中最年轻的90后孟佩杰，第三位是大家早已熟知的吴菊萍，而最后一位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来自北京的高官出镜受奖，让我的思考多于感动。
如果把出镜和亮相当作一种待遇，我赞成把镜头和荧屏留给群众。如果把“感动中国”作为一种责任和使命，我不赞成群众优先，而官员退避三舍。道德建设人人有责，官员没有理由例外。高官兼京官刘金国，比普通模范人物多一份道义承载。
有一个疑问一直萦绕心头：十年来，我们往往年初被感动，年中和年末总有“道德伤害”，比如去年“小悦悦事件”，以致有人担心中国道德版图全面沦陷，这是为什么?
在一个13亿人的国度，不是感动人物少了，更不是群众模范少了，许多复杂的原因导致社会公信力受到质疑，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官员的公信力遭遇危机。
十届“感动中国”共100余位感动中国人物，据暨南大学麦尚久博士统计，感动中国人物的最大群体是普通百姓，超过了四成，加上基层干部、战士和警察，占了绝大多数。
也许是巧合，《感动中国》评选与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的价值倾向契合，以关注和挖掘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的人性温暖和人格张力著称，成为感动中国的“流行风”。可是，我们的道德建设要跟上经济发展，尤其需要各级官员，特别是高层级的人民公仆，在道德建设上扛旗，文明创建上领衔。
来自北京的高官刘金国，《感动中国》榜上有名，却缺席颁奖。我宁可相信刘金国没有出席典礼是出乎官员的谦卑而不是所谓的公务，我希望更多官员能够在道德建设中不仅“出席”，而且有更大的担当。 摘自《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