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文字经历了一次前所未见的洗礼和冲击，那便是从上世纪初开始的白话文运动。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的罕见的语言文字巨变期，语言文字的变革带来思想观念的改变。
谈及对语言文字变革的具体感受，千人千解，但人们都难以否认古代经典诗词等所体现的诗性语言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根基。文言文变为白话文进入公共生活，语言更加通俗化、大众化了，诗词也演变为现代诗歌。近些年来，中国的语言文字又经历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冲击，语言文字的鄙俗化一度甚嚣尘上，一些低俗语言（包括语言之声调）不断泛滥。今日仍有不少人十分重视传统文化，成为中国诗性语言文字的传承人。然而，文人之秉持挡不住物欲的洪流。低俗之语畅通无阻，时髦之人甘之如饴，一时竟成为自视超前者之最爱。
从人类文化史以观世界各族群，希腊重崇高纯洁之雕塑，德国重萦绕天人之音乐，中国则重节律优美之诗歌。中国自西周至春秋末诗歌的菁华，孔子删留305篇，而“《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者，纯洁也、美好也。孔子将《诗》的大用称作：“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兴起），可以观（鉴赏），可以群（共鸣），可以怨（抒情）。迩之事父（孝也），远之事君（忠也，非仅指帝王，社稷、宗庙、疆域、山川皆是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回归自然之意也）。”中国古老的儒家哲学之“本体论”《大学》、“方法论”《中庸》，亦皆以《诗经》结尾，可见诗性语言是中华民族高雅、博大、纯净、典丽的光辉传统。
固然，中国语言文字在历史长河中亦有兴有衰，然终不至于堕落，不凭一时一际的下滑而衰败。即以所谓“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柳宗元论，他们所厌恶的乃是八代中的少数衰败者，而从来不曾忽视八代中的杰出文人如庾信、谢安、鲍照等；只是他们心目中有更高焉者，如两汉司马迁、班固、贾谊等人。至于“八股文”，是科举实用之“时文”，当不在文学史范畴研究。
令人扼腕的是，近代一些知识分子以为中国之落后，罪魁祸首是中国之语言文字，如钱玄同是汉语拉丁化之倡导者，胡适也曾作如是观，因为他们彼时皆年轻气盛。我丝毫不怀疑他们对国家的爱之深，然而若依他们的意愿行事，那真是对中国语言文字釜底抽薪式的摧毁。所幸几千年中国博学睿智之士的创制与积累，大概是不容易被一下子毁灭的。倒是辛亥革命之后依旧留着长辫子的王国维的名言“天不亡我中华，必不亡中华之文化”深深令我感动，这几乎是一条不用置辩的真理。
今天，我们正在尽心竭力振兴中华文化、提高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感染力，这中间必然有着诗经、楚辞、骈文、唐诗、宋词之瑰丽篇章。被海外媒体称为“习式风格”的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文章、访谈，从诸子百家到唐诗宋词，对古代典籍、经典名句的引用堪为典范，让我们体会到中国诗性语言之美。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重要的文化战略。今天，我们应用诗性语言滋养当代教育，让当代教育根植中华文化沃土。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
